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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晶妹信用建设的重中之重:全面的社会互信建设

点击:2020-07-10

  新冠肺炎重大疫情暴发以来,暴露出很多信用问题,社会信任关系一度十分脆弱,人们对他人、对当地政府、对职能机构、对社会组织存在诸多质疑、猜测,也听不进去各种解释与说明,无论谁都很难获得真正的信任,及时修复全社会的信任关系迫在眉睫。目前,国际形势复杂,我国经济增长放缓,经济体制改革与社会治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与挑战。越是在困难的时候,越应该建立牢固的全民信任关系,用团结的力量更好地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一、发挥政府诚信建设示范作用
  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将政务诚信摆在四大领域诚信建设的首要位置,指出:“政务诚信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关键,各类政务行为主体的诚信水平,对其他社会主体诚信建设发挥着重要的表率和导向作用。……发挥政府诚信建设示范作用。各级人民政府首先要加强自身诚信建设,以政府的诚信施政,带动全社会诚信意识的树立和诚信水平的提高。”政务诚信重要的内容就是实事求是、勇于担当、获得公众信任。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8BGL056)课题组在研究中发现,我国政府的公信力是很高的。《2020年爱德曼全球信任度调查报告》显示,全球范围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普遍偏低,一些国家存在不信任危机;在爱德曼调查的26个国家/地区当中,处于较高信任度水平以上的国家仅有6个,中国在2018年、2019年、2020年已连续三年综合信任指数排名第一,处于高信任度水平范围,远超美、英、德、法、日等发达国家。高水平的信任度来之不易,是党和政府长期坚持与积累的结果。
  无论从感情上还是理性上,我相信绝大多数的社会公众都是愿意并且可以做到信任政府、信任各级公务员、信任政务诚信的。人们相信绝大多数的公务员、干部们都是想为人民服务、为群众着想的,在困难面前,他们都会挺身而出,能够经得起考验。但问题就是因为太相信了,结果有的干部不把群众反映的事情当回事儿。有的根本不把群众放在眼里,有的耍官威无理训斥专业人士,有的不担当不作为,有的弄虚作假、欺上瞒下。群众们凭什么相信这样的干部呢?
  特别是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中比较集中地连续曝出很多不尽如人意的事件。通过分析这些事件发现,有些领导干部更在乎的是他们的上级,而不是地方人民群众,他们更关心和惧怕的是纪委和监察部门,而不是社会公众。目前地方政府的政务诚信存在一定外部约束的基础,从很多事件的评论中可以看出,虽然人民群众有很多不满,但是仍心存信任,这是弥足珍贵的。人们有监督约束政务诚信的责任感,也有实施能力,但缺乏一个组织机构与有效的机制,使得人民群众的作用没有很好地发挥出来。
  为此,建议有条件的地方成立“政务诚信监督调查委员会”,由纪委或监察部门指导,由有公信力的地方行业组织与当地知名学者、企业家、大V等广泛参与并具体运行。该委员会是一个非政府组织,主要任务是作为地方政务诚信建设的一个外部监督约束机构,接受、整理及调查群众述及的政务诚信问题。促进党政和人民群众结合,增加团结和谐共建的渠道,是地方层面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做出的一个具体创新。
  同时,建议由国家层面组织创建政务诚信建设试点示范城市,支持地方政府创新能有效维护和提高政府公信力的新制度和新措施。目前,经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厅、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发布的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城市已有两批共28个城市(区),建议这些城市(区)积极开展政务诚信建设试点示范创建工作。政务诚信试点示范城市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社会公众的利益与期待,政务诚信的最高境界是人民满意。政府官员应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和为人民服务的意识,在政务活动中培养和强化诚信观念,减少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应着力打造诚信政府、服务政府,提升政府的公信力,真正做到取信于民。
  二、加强商务诚信及市场信用秩序建设
  商务诚信主要体现在工商企业、金融机构、服务机构、社团组织等在经营与管理活动中的诚信状况、经营方式、借贷能力与偿还情况、在市场中的声誉与公众形象等方面。商务诚信直接关系到市场信用秩序,影响商务信任关系[1]。
  首先是企业与企业之间的信任。一方面,企业之间互相信任是合作的前提,建立信任关系,可以更多、更好地进行商务合作,联手拓展市场,可以一起做大做强。诚信与信任是每一个已经做大做强的企业都经历的必修课。另一方面,企业诚信与互信可以降低交易成本、管理成本,同时提高效率,间接提升利润水平,可以更多、更好地把精力用于生产、销售和为市场服务。
  可能有的人会说“就是因为信任了,所以才被骗了”。这话只对了一半,因为如果我们不相信、不合作,就没有以后了。其实,这个问题的实质不是信任有问题,而是信任以后没有保护。所以,我们梳理问题的时候,不是说不应该有信任,而是说信任了以后,一旦出了问题怎么办?有没有相应的保护机制或者是惩罚机制,力度是否足够?可以说现在这两个方面都不足,对授信者的保护不足,对失信者的惩罚不足,所以谨慎的人们只能选择不信任,社会互信程度较低,互信关系紧张,甚至会恶性循环。
  关于惩罚机制学术界一直在关注、研究。国际最优惩罚理论认为对违法违规行为的预期总惩罚等于总社会成本[2],总惩罚包括法律惩罚和声誉惩罚。如果声誉惩罚很大,那么法律惩罚就可以很小;相反,如果声誉惩罚很小,意味着法律惩罚需要很大。换句话说,法律和信用都要发挥作用,相辅相成。但有时,声誉惩罚机制会“失灵”,一般情况下,当直接交易人(第二方)受到侵害时会拒绝交易,此时声誉惩罚机制有效;当非直接交易人(第三方)受到侵害时,由于缺乏直接交易关系,第三方无法直接拒绝或抵制,此时第二方不会因为第三方受到侵害而拒绝自己需要的交易,会选择继续与侵害人交易,此时声誉惩罚失灵。
  本文认为,声誉惩罚机制失灵的根本原因就是缺少了实施惩戒的主体。我国的信用体系建设实践创新提供了这个主体,开创了一种解决问题的新路径,侵害第三方利益将受到政府相关部门及国有企事业单位联合惩戒。我国自《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颁布以来,截至2019年8月底,各部门共签署联合惩戒备忘录43个,发挥了一定震慑作用,有效遏制了侵害第三方的扩大化,使得失信行为的恶性循环被大大降低。这是中国实践的创新,将丰富完善国际信用惩戒机制及声誉惩罚理论。所以,应该把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做得更好,更加强化它的功能和作用、扩大范围、提升层次,并形成长效机制。
  其次是商家与消费者之间的信任。一方面,商家应该信任消费者,要相信大部分消费者都是好的,是真心实意花钱买产品买服务的,不要像防贼一样防着消费者。信用经济时代,在买方市场中,信任是第一原则,免押、先享后付等信用交易方式是趋势, 可以更多、更好地把成本都用在产品和服务上,创新信用服务,培育良好的信用消费环境,让消费者感受到有信用的美好。另一方面,消费者应该信任商家,要相信大部分商家都是良心商家,是想实实在在做好自己的产品和服务的,是想长远发展的,应该支持购买这些商家的产品和服务,没有必要飘洋过海去国外买东西,有时买回来的还是中国制造。即使有些商家出了一些问题,大多数也是管理问题,不一定就是故意坑蒙拐骗。当然,也确实有一些不良商家,但法律、信用、道德三大体系会约束和惩罚他们。
  此次疫情病毒给人类带来的冲击难以估量。人类要面对的困难还很多,如地球生态环境不断恶化、地震、火灾、瘟疫等,这些威胁我们生存与发展的问题一直存在。如果说疫情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改变,那就是人类应该相互关爱与信任,在互信中提升生活质量和生活层次,大幅度降低与减少因不能互信带来的成本和费用,使经营者尽可能提高利润、消费者尽可能享受安全的产品和放心的服务、大家都尽可能享受到互信的美好。
  三、完善政策与市场、现实与网络之间的互信
  市场是有一定之规的,人类浩瀚的经济学等学科的无数优秀成果很好地揭示和描述了一些基本原理,人们一代一代传承的生活经验积累也丰富实用,因此人们对市场的作用是可以预期和信赖的。如果不受到巨大的外力冲击,市场一般不会脱离自己的运行规律。政策与市场二者关系的核心是政策要尊重市场、信任市场,政策也应当可以预期和信赖。经过近几年的调整,目前,市场强烈需要各种政策稳定下来,至少可以有值得信赖的预期,市场才敢选择跟进,甚至能够回报爆发式增长。疫情过后,政府各部门应该多出台一些信任市场、鼓励发展的政策,让人们能感到温暖,充分激发干事创业、开拓进取的精神。
  目前,新兴的信用管理服务业及市场更加需要一个良好稳定的政策环境,一个科学又适度宽松的监管机制,其要点主要包括精简监管机构、秉承尊重市场的精神、坚守信任企业家的原则,开展日常与专项业务检查并提供公共服务为主,而不是设立门槛、审批与发放牌照等限制性监管,应该鼓励创新,鼓励机构创新,鼓励产品和服务创新。
  这里建议,取消企业征信备案,放开准入管理,实施业务合规监管;取消个人征信审批与发放牌照,改为备案制。要加大对信用服务业监管的改革力度,监管改革的方向应该是实行服务型监管,监管政策应该更加有利于服务机构发展,有利于信用产品和服务的创新发展,有利于促进政策与市场、机构之间、人与人之间互信关系的建立。
  同时建议,在2020年这个重大疫情灾难之年、国内社会治理与经济发展及国际形势复杂交困之年,各监管部门应该突破本位,以更宽的视野、更高的境界、更全局的胸怀努力团结一致,共同创新一些有利于建立全社会信任关系的新制度,携手开拓一些有利于推进信用服务业发展的新渠道,齐心协力从各自的角度共同推动全社会的信用建设。这是信用建设的新起点、新目标、新阶段。现在,我们在技术上、硬件上、工具与应用上都有了很大的进步,有的已经达到国际水平,但是在内核上可能过于重视技术而忽视内化于心。毕竟互信关系并不是靠数据库和系统建立起来的,是靠人心的连接,是要人心换人心的。这方面更需要监管的作用。
  长期以来,现实社会对网络世界有很多看法,主要是不信任,认为网络世界虚幻、不真实,网络世界的不少言论是负面的、夸大的、抱怨的。这些认识和想法有其合理性,因为很多在现实社会中无法反映、不能批评的现象都会在网络世界宣泄和挥发,网络世界长期以来就成为抒发对现实社会不满和提出批评的一个渠道和空间,其实质是表达了人们希望参与现实社会共治共建而不能得到满足的需求。这其实折射了现实社会存在的问题,而不是网络世界不正常。这就是网络世界的特点,它表现出的负面不是它的负面,恰恰是现实社会的负面,所以我们现实社会,应该以网络世界为镜子。
  其实,网络世界很有洞察力,有时看似捕风捉影,实则很有预见性,批评和建议也大多是良性和善意的。比如,在这次疫情中,网络世界提出和批评的一些社会现象,有的触犯了道德底线,网络世界集中表达了批评、愤怒、同情、哀伤,人民网与光明网的正义呼吁、新华信用的每日辟谣更是传达了满满的正能量;对一线医护人员的辛劳、志愿者的奉献,网络世界认识是一致的:日复一日的挂念、关注与关心,感人至深。不仅如此,网络世界还有卓越的行动力,所发起的抗疫物资捐赠、查询与追踪等在现实社会发挥了重大作用。
  事实证明,网络世界爱憎分明、嫉恶如仇,有很多是正能量的,与现实社会是相辅相成的,是可以实现良性互动交流的,是社会价值观表达的窗口之一,只不过更有个性、更加鲜活。中国社会越来越多元,这是进步,说明中国真的在强大。如果说这次疫情给我们带来什么改变,那就是应该改变对网络的偏见,不要再视网络世界为负能量,应该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地对待网络世界。如果现实社会能学会发挥网络世界的优势,信任并运用网络世界,我们将多一支特别能战斗的特种部队。
  四、图求更大的发展需加强构建国际互信
  对于大部分的国家,我们应该选择信任,相信它们对中国是友好的,愿意和中国共同发展。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8BGL056)课题组研究发现,通过谷歌的GDELT(事件数据库)项目做各国媒体“褒贬指数”报道统计,西方发达国家的媒体批评自己国家的最多,说中国不好的时候不那么多。对一些正常的、善意的批评,我们应该以平常心对待。当然,国际上确实有些人对中国不友好,他们看问题比较偏激,时不时发表一些过分言论,有损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会给中国带来一些被动,甚至会影响海外华人在他国的生活。我们应该耐心对待,加强解释和沟通。
  但是,对恶意的攻击和伤害,也不能一味迁就。在《论语》中孔子早就告诉我们应该“以直报怨,以德报德”。面对恶意伤害应该公正坦率地回应,直言不讳地指正;而对那些对你好的人,要加倍对他好。对恶意伤害者的退让和讨好是对善意者的不尊重和不公平,丢掉了正义与原则,同时也会丢掉已有的他人的信任。真正的信任关系一定是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良好的信任关系一定是互相理解、互相支持的。中华文化讲究与人为善、化干戈为玉帛、爱憎分明、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我们应该团结所有对中国友好的、愿意支持和帮助中国发展的国家和人们;努力争取那些还不太理解中国但是心存善良、愿意支持中国发展的国家和人们;耐心对待那些暂时还对中国有偏见和不良认识的国家和人们,并不卑不亢地进行沟通,哪怕很困难,可能需要时间,只要我们心存善念就没有什么是不能化解的。爱因斯坦曾经说过:“文化总是世界和解的一个基础。”
  中国文化含蓄矜持不主动表达,习惯把自己包起来,就像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在他《论中国》一书中写道:“中国没有兴趣对外输出宗教信仰和价值观,而是欢迎他人前来学习。”现在是信息时代了,我们不妨尝试着改变一下。探索与国际社会建立良好互信关系的路径,创新建立与合作者以信任为基础的牢固合作关系,应成为新时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应纳入我国整个战略布局以及国家“十四五”总规划。
  现在,更为重要的是,希望在世界上有更大发展的中国如何让世界信任。正如英国著名汉学家马丁·雅克的演讲所说:“中国的文字、语法、思维逻辑其实并没有变,中国是一个早已成熟的文明体系,所以,中国人的价值观和西方民族国家是有本质区别的。”国际上有很多人不了解中国的制度、文化与管理体制,有些人质疑我们的体制,甚至有些误解。我们的体制也可能存在一定的不足,但更有显著的优势。就是在这个体制下,中国解决了温饱、实现小康、渐渐崛起、逐渐强大。现在,也正是在这种体制下,我们战胜了新冠肺炎疫情。中国人走中国自己的路是没有问题的,应该获得国际社会的尊重。
  其实,辩证地说,没有绝对的好体制与坏体制,只有适合与不适合,世间万物都有其存在的理由,要改变也要有理由。国家与国家之间信任关系的建立与体制不是对立的,与文化也不是对立的,只要互相尊重,发自友爱,就没有障碍。人类要共同面对的困难还是很多的,地球生态环境恶化、地震、火灾、瘟疫等,这些威胁我们生存与发展的问题一直存在,没有好转。人类应该更加相互关爱、相互信任,共同创建优化国际重大疫情同步共抗体系,形成牢固的互信共治联盟,在药品研发、隔离管理、交通管制、抗疫专家、医护人员、急需物资、征信信息等方面同步共建共享共治,以全面助力世界各国突破种族与文化认识限制,提升整个世界的互信层次,大幅度降低与减少各国因不理解或不信任带来的摩擦和争斗,共同战胜疫情。
  这里建议,胸怀世界的中国,应该把建立新型国际互信关系、提升中国政府在国际上的公信力作为国家重大战略软工程来抓,推动互信合作取得更大发展。
  五、信任的建立与培育需要加强法律、信用和道德三大体系建设
  理性的信任不是基于情感,而是基于规范与约束,基于法律、制度与道德。有法律法规强制遵纪守法,有信用记录可查来龙去脉,有道德行为规范约束,才能够建立起理性的信任关系并长久维持。
  法律体系,就像我们人体的骨骼和五脏六腑等各种器官组成的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完备体系。各种各样的法律、法规、规章,有硬的,有软的,有强制性的,有可参照执行的。这些就好比是我们的器官,有的非常重要是基础性的,有的是辅助性的。总之,它们配合在一起浑然天成,支撑我们整个身体框架和维持运行。
  信用体系,就像我们人体的经络和肌肉等组成的一个不能完全看得见、摸得着的完备体系。各种各样的信用管理平台、网站、数据系统、征信与评级体系等,把我们的信用记录下来、管理起来。如果我们的社会缺乏信用体系,就好比是我们的经络出现了瘀堵,我们就会感觉到疼痛、无力。哪里的信用体系建设不好,哪里就缺乏信任关系。
  道德体系,就像我们人体的命门、神阙、足三里等几百个穴位共同组成的一个完全看不见的完备体系。其中最重要的几十个穴位就像是最基本的道德规范,几百个穴位就像是各种公序良俗标准,共同发挥着玄之又玄的作用。如果我们的某个穴位疼,那么相应的身体某个地方一定出毛病了。同理,如果我们某一方面的道德标准与规范出了问题,那么,社会上一定会出现相应的不尽如人意的现象。道德体系建设,就像对待穴位,虽然抽象,确有作用,宜日日敲打,贵在坚持。
  信任是激发与释放人们创造能力的引擎,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内在基础。靠着信任,我们战胜了一个又一个困难,一直走到今天,一切都来之不易,值得珍惜。现在,我们更应该维护和提升信任,建立更加牢固、更加良好的信任关系。信任是社会最宝贵的鲜活的血液,缺少信任,就像失血的人体,失去温暖,失去力量,甚至失去生命。要建立信任,就像是要造血,要造干净的、健康的血,要健身,要有一个好的体魄。就像人体需要健康的骨骼与器官、通畅的经络与穴位共同发挥作用一样,全社会牢固的信任关系的建立需要法律体系、信用体系和道德体系共同支撑。
  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的关键期,正在形成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信用文化,信用正在从道德理念转化为有价值的资本,信用产业链正在形成。信用从文化到商品、从定价到流通,新的信用经济运行与创新的社会治理等新规则正在孕育。进一步深化信用体系建设是促进资源优化配置、扩大内需的重要前提,是促进社会互信、减少社会矛盾的有效手段。
  依法治国、以德治国一直受到重视。本文认为,信用治国与社会互信关系的建立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内容。信用制度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与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协调相生。信用治理能力是运用信用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构建全面的社会信任关系,促进政务诚信、社会诚信、商务诚信和司法公信,改善营商环境,提升城市与行业及领域信用管理水平。加强信用体系建设功在当下、利在长远。
  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的规划期很快就要结束了。在这期间,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取得了显著成就。社会诚信意识普遍提高,失信行为受到了震慑。信用信息整合、共享、公开取得初步成效,信用报告已广泛应用于社会各个领域。社会信用环境正在改善,社会信用秩序与信用规则正在逐步建立。社会信用体系建设2.0时期应该有更高的目标、更重的任务。
  在此建议,信用体系建设应该作为国家的基础设施软科学工程之一,列进我国整个战略布局以及国家“十四五”总规划;信用体系建设应该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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